悼舟曲

今天是甘肅舟曲泥石流災難的頭七，首先在這裡為死難者哀悼。

因為媒體的關係，台灣人可能不太注意到這件事。但一千兩百人遇難、五百人失踪，傷亡絕對比八八水災來得慘重。今天，中國全國下半旗誌哀，全國所有娛樂場所（電影院、遊樂場等）停止營業。習慣上大陸網站，無論是下載、看節目或是新聞的同學們會發現所有的網站都是黑白的。電影、連續劇、音樂全都暫停下載或收看。今天，大陸的電視節目全是新聞，真是個黑暗的紀念日啊！

耐著性子看大陸新聞，無論是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或是各地方的衛視，新聞清一式的都是一個樣子。第一條：全國各單位下半旗哀悼。第二條：胡錦濤帶著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字排開默哀。第三條：各地，特別是甘肅地方首長帶頭的默哀。同學們，你們看到什麼嗎？

我們看到的是一系列的符號（icon）放在受災人民的前面，受災人民不見了。先是國家（國旗），再來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再來是省政府。受災人民在那裡？「沒有國那有家」這種鬼話我們也談過了，這裡先不再述。我們要討論的是，災難過了七天，有人去反省為何舟曲會發生這麼嚴重的泥石流？政府不敢面對，這期的《南方周末》幫我們提供答案了。

電視上看到的舟曲是個滿是黃土的城鎮，周邊的山都是光秃秃的，好像泥石流是下大雨後必然的現象。其實不然，解放（民國三十八年）之前，這裡是森林。那時候，舟曲又有「甘肅江南」跟「不二揚州」的美名。老人家說：「最大的樹，一個人抱都抱不住。」

解放後第二年，林業局下的九二三林廠負起了開發舟曲森林的責任。砍伐沒限制，最大量的那年高達二十五萬立方米。砍完樹就砍防風林，最後什麼砍光了，剩下黃土。

沒有林業，政府沒有財源，就把念頭動到水力發電跟金礦上。這兩項都沒為當地帶來什麼實質的收入，卻把環境弄得更糟，泥石流更易發生。要不是因為汶川大地震，政府根本不會把錢投入水土保持。而災難的當天，工人們還在為一個攔渣壩趕工。

這場災難很明顯的是政府開發過多的結果。可惜，這跟汶川的豆腐渣學校和國王的新衣一樣，沒人會說出真話。

補白：龍應台基金會的思沙龍這兩週都請來大陸的媒體人跟學者來座談。下週日的題目『是「黨的喉舌」？還是社會公器？﹣從《南方周末》看中國傳媒的改變』，本要來的《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陳明洋因為政府不批，沒法來台跟大家座談。是這期的舟曲文章還是上週把龍應台在北大演講的稿登出來惹毛了共產黨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本來準備好要給陳簽名的《南方周末》看來沒用了。

小心霸權就在你身邊

愛爬山沒藥救，剛到台灣就往山裡跑。原住民被漢人迫到山上去，所以山上都是部落。第一次去部落覺得很奇怪，有很多教堂。台北市的教堂加起來沒有一個山頭多。而且教堂外牆都是原住民圖騰，當時覺得真是基督教與原始宗教的大融合。

書讀多了才發現事情沒這麼簡單。南美是天主教的地盤，非洲、澳洲主要是基督教。當初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真是披荊斬棘，人頭落地不知凡幾。原住民過著跟大自然共生的生活，原始宗教就是維持人與大自然平衡的教條。這些教條經歷上千年的考驗，成為文化及生活的一部份。而聖經裡的教條對他們來說一點用處都沒有。找吃的都忙不完，能否上天堂又跟他們有何相干？為何幾個願意犧牲生命的白人來給你斬個幾刀就相信他們呢？

當初傳教士跟著殖民者出去宣教時，以為只帶來子彈跟上帝的福音。子彈讓原住民俯首，福音讓原住民原諒他們的入侵。其實還帶來了西方的病毒、病菌。子彈一發死一個，病毒一死一條村。白人早就對這些病毒有抵抗力，原住民沒遇過，一來就病。傳教士很多是醫生，治這些病就小菜一碟，對原住民來說是救人一命。能救命就跟神一樣的神，直把傳教士當神一樣拜。命是你救的，你要我信什麼都成。原住民之所以信外來宗教是因為拿自己的命去換來的，絕不是傳教士的犧牲精神感動他們。

除了病毒外，傳教士還消滅了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的部落很小，沒有武器；在大自然裡跟其他動物處在平等的地位，沒有能力控制或凌駕大自然。他們的文化是跟自然共生，與伊甸園沒什麼兩樣。夏娃吃了禁果才知道自己赤身露體，原住民對穿不穿衣服毫不在乎。基督教文化是一種霸權式的文化，自然為人所用；只要上帝不爽就用洪水把你淹了。西方文明其實把原住民的單純污染了。禁果，在聖經裡是蛇讓人吃的，在現實裡是自稱為上帝傳福音的教士帶過去的。這種把文化多樣性消滅的霸權主義，雖然身為基督徒，我不能接受。

上面講的都是幾百年前的事，不接受又怎樣。幸好現代人開始尊重文化多樣性，又因為環保的關係去跟原住民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共處。原住民文化又重新得到尊重，起碼台灣有原住民的專屬電視頻道了。

八八風災一年過去，小林村的族人希望政府能給予土地跟資金幫助把消滅的部落重建。而政府卻希望村民可以入住慈濟為他們建的「大愛園區」。原住民並不領情，他們覺得「大愛園區」太慈濟，很難傳續他們的族群文化。園區是漢式的排屋建築，裡面不可以抽菸、喝酒、吃檳榔，連烤肉都不行。慈濟幫他們建的基督教堂裡竟然還有證嚴法師靜思語。公視訪問住在那邊的原住民，他們說慈濟一直勸他們要吃素信佛，覺得不受尊重，很難受，住不下去。

原住民本來就是狩獵文化，狩獵就是維持生態平衡的一種方法。吃肉喝酒就是他們文化的一部份（同樣是佛教，難不成叫喇嘛吃素嗎？）信基督教已經是很不得了的事，現在還要他們信佛？做善事就不要求回報嘛！慈濟這種給你地方住、你就要聽我的跟白人治你病、你就要聽我的不遑多讓。只不過相隔了四百年，你以為大家還會臣服在這種披著羊皮的霸權主義底下嗎？

PS.：陳文茜今天在水果報裡的專欄為慈濟抱不平，說慈濟做了多少好事云云。文中卻沒有為對原住民文化的不尊重作出任何解釋。這位搖筆桿還真的是從政出身的。

商周男與新疆

吃中飯時同事問我要不要到大陸創業。他說最近大陸加速新疆發展，投資超過一千億人民幣，包括這個、那個產業。而且中國政府對新疆的重視日益提高，．．．下刪五千字。最後問我熟不熟，一起賺錢去。

同事大陸只去過一次，而且是跟團，對那邊狀況不可能熟悉，便問他從那得到這個消息。他說，這期的商業周刊用很大的篇幅報導這個計劃。唉！商周又累事。

大陸對新疆的投資早有所聞，現在是每個沿海城市要認養一個地方，像深圳就認養了喀什，還說要把喀什打造成另一個特區。但這代表了什麼？大陸凡事只有一招，就是經濟，認為吃飽了就不會鬧事。漢人沒種是這樣，維吾爾人卻不是。前年新疆鬧得兇，以為多搞點經濟活動讓維吾爾人忙著就會沒事。所謂招商云云，乃共產黨希望世界各地資金投入，以後維吾爾人鬧事鎮壓就不會有人說話了。說到拿真金白銀去投資，朋友的父親才剛把新疆的事業結束；人家老行尊都鎩羽而歸，我們這些黃毛小子能做個屁。

還記得剛出道時，公司的前輩有事沒事跟我討論國際問題，可惜他沒兩下子就討論不下去，好像沒想得很清楚。後來前輩跟我說，不要只顧著工作，世界大事也要顧，這樣才有機會當上精英。雖然自知跟精英無緣，前輩教訓還是要豎起耳朵的。他訂了商業周刊跟天下雜誌，說是台灣精英跟中產必看的雜誌，叫我也要訂。看我興趣卻卻，就拿幾本來給我看。不看就算了，一看，原來他對事情的看法都從那裡來的。這些雜誌只說其然，沒說出所以然；讀者看完只能一知半解。可是，精英們都很忙，忙到只能看這類雜誌。精英們又愛發表意見，意見的內容來來去去也是來自於這些雜誌。後來我把這類因為沒時間所以只看這兩本雜誌，又以為看了這兩本雜誌就可以跟世界無縫接軌的精英們都叫「商周男」。

並不是說看這些雜誌不好，只是台灣以前英語教育不普及，大部份人沒有能力直接看國外雜誌。功利主義又讓學生沒有好好的把人文、社會科學學好，沒能力分辯是非。那就只好雜誌云亦云啦。

台灣媒體比銀行還多，競爭激烈，各家利潤非常單薄。沒錢派記者出去就算了，連買外電的錢都沒有。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底下，媒體只能報導昨晚隔壁死隻狗、你家後園貓不見。或是把外國的政府宣傳照著抄。這就成為新疆投資形勢大好的報導了。

精英是要靠媒體餵養的，什麼樣的媒體養出什麼的精英。媒體無能，就只能餓死精英啦！

（附圖為喀什東湖，跟以前去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不過，喀什搞成這樣還有什麼好去的？）

知識份子的養分

前週末深圳出差，到步後買了當天的「南方都市報」跟「南方週末」。打開一看，「南方都市」週日副刊有「南方閱讀」跟「南方評論」兩疊。「評論」裡有篇文章，作者郭宇寬不同意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預定論」。接著他又用「預定論」來批評大陸好些學閥的由來。這讓我想到廿年前一個下午。

那天下午沒課，在宿舍寢室看時報副刊，也是韋伯，也是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剛好中國通史的老師就是教我們用書裡的手法來分析資本主義到底有沒有在中國發生。報紙講的不是中國史，所以邊看邊把老師教的再往外延伸出去。

報紙是寢室四個人合訂的，學長回來看到報紙也在唸唸有詞韋伯。我就問：「你也讀韋伯？」學長說最近上中國通史有個怪胎老師講韋伯，很有趣。另外一個學長也湊過來說他那個老師也一樣，上課前先投票讓不讓他邊講課邊抽煙斗。這才發現我們三個都上劉季倫老師的課。這是我第一次跟其他人討論韋伯，那個下午真精彩。不只那個下午，當時報紙副刊都很好看，不時看到馬克斯、傅科、羅蘭巴特、林語堂、魯迅、唐君毅、牟宗三等。直把副刊當成課堂的延續。

報紙副刊是知識份子的養分，把象牙塔跟社會現實連結起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用學來知識分析現象，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廿年前的報紙副刊把我從單純的學生變成一個知識份子。

可惜，台灣報紙的副刊愈辦愈差，實在看不下去。自由時報副刊登的是言情小說，聯副成為文藝中年刊登跟女兒的生活週記和半導體代工大廠董娘發表如何愛護員工的場所。中時副刊，連看也不想看。台灣報紙副刊淪落至此，斯文掃地！

你會問我：「皓皓先生，既然大陸這麼有養分， 幹嘛不留在大陸工作呢？」

植物要長得好，養分很重要，沒養分就長得瘦小。大陸有養分沒錯，可惜，生長的必需要素是陽光、空氣、水。在資訊封鎖的黑暗大陸，沒半點光，不管養分有多少，長不出知識份子，糞青倒有一堆。

感謝高焜，光纖就像吸管，每天伸到對岸去吸他們的養分，頭好壯壯，哈！

補白：免費打個廣告「南方都市報」網址：http://nd.oeeee.com/，按上面「今日報紙」。「南方週末」網址：http: //nf.nfdaily.cn/，上面連結選「南方週末」

自殺的社會學觀點

富士康的十二跳搞得沸沸揚揚。一開始猜會有幾跳，扯到維特效應（Werther Effect）。新聞報導不是針對薪水太低就是八十後抗壓差。後來郭董連連加薪，又說有陰謀論，跟老共叫板云云。

看遍港台媒體，全都圍著經濟問題打轉，好像所有問題都是經濟問題。以前修經濟學沒遇到半個新聞系的，怎麼現在滿街記者都說得一嘴經濟了。是因為新聞裡常常搬弄些經濟名詞，聽多了大家以為很懂？還是因為經濟學在金融界使用得相當成功，百姓們都相信經濟萬能？其實大家都忽略了描述人類行為不只經濟學，還有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著眼於選擇行為，描述像富士康的這種自殺，應該要回到社會學奠基者之一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其經典「自殺論」裡的分析。硬把經濟學套在自殺上，真是貽笑大方。

涂爾幹把歐洲的自殺數字算了一遍，歸納出來，自殺跟我們一直以來的偏見，譬如說：精神失常、酗酒、貧窮、遺傳、氣候等通通沒有關係。人不會因為窮而自殺，但會因為忽然間變窮而自殺。他把自殺原因分成下面三種：

Egoistic：自我型。涂爾幹歸納出宗教、家庭與政治團體整合度愈高，自殺率愈低。現代人愈來愈相信知識、不相信上帝， 愈來愈抱單身主義，愈來愈不相信政治可以為你服務，所以自殺率高。總的來說，人跟社會團體愈疏離，愈沒有依靠，自殺率愈高。

Altruistic：利他型。相對於自我型是跟社會太疏離，利他型是社會對他的期望太高。這種自殺是指人為了社會而做出自殺的行為。日本人動不動切腹就是利他主義自殺行為最佳例子。

Anomic：脫序型。人不知如何面對動盪不安的環境時，自殺就會發生。這裡所謂的動盪不安不只經濟、政治、價值觀，甚至離婚也算在內。所以上面才會說忽然間變窮會使自殺率增加，這就解釋了為何一九九八年香港流行燒炭自殺。而窮到極點的八十年代中國自殺率並不高。

南方周末的記者混進去富士康打工，回來的報導告訴我們，其實裡面的待遇並不差，吃得好、住得好。但年青人畢業後加入富士康，工作忙到連室友都不認識。每天來回於宿舍跟工廠之間，沒家庭、沒朋友。可是人，總是需要朋友，總是需要團體來相互扶持。共產黨是由群眾運動起家，所以最怕一群人混在一起。

本來人在塵世間受苦，還可以寄託於宗教。但馬克斯一句宗教是人民鴉片，連信教都不給。在這種集體工廠裡，身體距離很近，心理距離卻很遠，這就是自我型自殺的條件。而加薪百分之六十六，只能讓員工心裡平衡一下，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沒解決，自殺還是會發生。

一年又一年，過了廿一年

這天很特別，路人多穿黑衣。連剛到步的朋友都有同感。他問：「會不會只有你們這個年紀的人會記得？年輕人應該沒感覺了吧？」我說：「有多少人今晚就知道，不用猜。」

一大早飛，累得很。一個想再訪太平山，另一個前天吃壞肚子。看得出他們倆很猶豫，最後還是敵不過好奇心，跟我去坐坐。

灣仔往銅鑼灣的電車上，下班時間塞滿人。非黑則白的衣服，大家都去同一個地方。除了兩個花枝招展要去 shopping的自由行在那吱哩呱啦外，車上安靜得嚇人。另外一對自由行，低聲問著到了沒，顯然是特地來參加的。

銅鑼灣是終點站，全部下車，跟著大伙走就是了，不怕迷路。本來以為早到了半小時，沒想到只能坐進第五個球場。開場前十分鐘，六個足球場全坐滿，要開放草地才成。後來連擠也擠不進來了，據說這天來了十五萬人。

雖然有十五萬人，開始前除了唱唱歌以外很安靜，比西洋菜街安靜多了。過了廿一年，大家心裡還是沉重。坐下來後不久，左邊來了個八十多歲要人撐扶才能坐下的老太太。她的家屬聽我說國語，以為我們從內地來，很興奮；怕我們聽不懂，一直想幫忙翻譯。謝謝他的熱心，其實我就是那個翻譯。前面又來了一群由老師帶著的學生，廿一年前，他們還沒出生吧。不知道是那一所學校，裙子很短。

在台灣，任何政治社會議題的集會，一定會有正反雙方的人到場上相互嗆聲。而這裡十五萬人，場裡場外萬眾一心，沒有任何雜音，實在難能可貴。來到這裡，才真的體會到每年燭光晚會的必要性。

我們，跟後來出生的小孩子一樣，沒有親眼現場目睹，都是從電視裡看到影像的。但那時候全香港，甚至全世界的氛圍，讓我們好像親歷其景，坦克就在我面前，我要攔著它！

而每年的燭光晚會，目的就是重新建構這個氛圍，讓年輕人能夠回到廿一年前跟我們一樣，讓他們能感同身受那時遠在北京現在遠在天國的同志們的勇氣與痛苦。要不這樣，民主女神之火如何傳承下去呢？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還要辦燭光晚會的原因。　

衷心的希望明年這天老太太可以安坐家中、年輕學生可以出去玩、燭光晚會因為平反而不用再辦。但我很清楚，中國還沒有出現有勇氣的領導人出來認錯。

買東西買膩了、吃東西吃煩了、逛街逛累了，何不在明年的這天，跟另外十五萬人一起到維園來坐坐。到時見！

單薄的《歲月神偷》

昨天跑去看《歲月神偷》，換票前還特別問一下是否粵語版，怕翻成國語不倫不類。才第二天上映，電影院裡就沒多少觀眾，跟在香港的賣座有很大對比。打著柏林影展得獎的旗號，好像在台灣沒什麼號召力。為何？

《歲月神偷》講的是六十年代一個以造鞋為生的家庭故事，是導演羅啟銳的半自傳電影。雖然香港在亞洲電影裡居首，可惜這類憶苦思甜的題材不是港人專長，一拍就知醜了。

電影想要表達六十年代香港人過的日子。可惜講來講去就是窮加生老病死加移民城市加貪污。而且每一件事都草草帶過，沒有深入的描寫跟探討，十分單薄。不知導演是怕香港人沒耐性還是 表達能力的問題，希望是前者。

香港電影以商業片聞名於世，商業片就是要賣，要賣必須吸引普羅大眾，想吸引普羅大眾就要配合時代脈動。六、七十年代港英關係差時最愛打洋鬼子的李小龍，八十年代大量內地人偷渡來港時最愛看省港旗兵，九十年代屯門開發後最受歡迎的是古惑仔系列。憶苦思甜或深刻的去討論任何議題不是商業片那杯茶，香港人不會拍。

拍憶苦思甜首選當然是大陸啦！說苦，大陸人比誰受的苦都多。說甜，誰現在的經濟發展比得上大陸？很早就說過，大陸導演敘事能力很強，可惜很多故事不能講，慢慢變成沒東西可以講。但憶苦思甜沒問題，看看《陽光燦爛的日子》、《活著》，甚至去年的《高考一九七七》水準都遠高於《歲月神偷》。

在台灣，不用問大家都知道最會拍這類電影的是侯孝賢導演。他把小津安二郎的手法帶進來，從鄉土拍到城市，不細數了。我想這是為什麼台灣人對《歲月神偷》這類題材已經麻目的原因。

香港是個步伐急速的社會，沒有人停下來積累任何東西。沒有積累就沒有文化，在文化的沙漠裡，誰懂得憶苦思甜？《歲月神偷》的熱賣不過是香港人三分鐘熱度的又一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