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報紙講到有個叫「李約瑟難題」,講的是為什麼中國以前這麼發達,但卻沒法產生工業及科學革命。看到這個題目就知道是大哉問,不可能三言兩語就能回答,一直放在心裡。 去年台灣譯了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厚達3.8公分,想來探討這個問題。大家知道我一秒鐘幾十萬上落,不是有分量的作者根本懶得去翻,雖然是唐山選書,還是會一下書皮作者是誰。書皮說他兩度獲得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叭啦叭啦,這個不重要(回頭再討論費正清的問題);又說他師從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那就非看不可啦。 史景遷是我非常喜愛的歷史學者,他的書只要是就近買得到,不管是住台灣買正體字,住上海時買殘體字,在香港時買英文,全都買來看。不管是正經八百寫中國近代變遷的《追尋現代中國》,又或是進入皇帝腦袋裡跟他一起思考的《康熙》,全都好看。剛看了一下,書架上有他九本著作,可以算半個粉絲了。 回到彭慕蘭的《大分流》。雖然有名師加持,畢竟書有先來後到之分,直到最近才有空讀它。翻開目錄,有中研院研究員陳國棟的導讀跟台大經濟系主任林明仁和他的碩班學生鄭紹鈺的書後解說,心想衛城出版社還真是認真啊。 導論裡很多最近才出來的史學觀念不是看得很懂,但沒關係,反正還有幾百頁等著我。沒想到,看完了我都不知道這本書要講什麼。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反駁我們熟知的中國會落後的說法,包括:沒有資本主義產生、人力不足(只有男人生產)、交通不方便(生產地與消費地距離太遠)等。鉅細靡遺告訴我們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長三角的生活水準跟資本主義發揚光大的英格蘭其實一樣、女性的收入跟男性一樣、河運其實很發達。作者認為,一個地區要發展最重要搞定食物、燃料、纖維(紡織物)跟建築材料。他做了很多精細的計算,算出上面那四項在當時的中國並不比歐洲差,甚至超過。那既然大家都一樣,那中國為何沒有工業革命呢?看完了都沒有答案。 幸好還有林老師的解說,原來作者把答案輕描淡寫的藏在各章節裡,就是煤跟「新世界」(南美跟非洲的殖民地)。他認為工業革命需要燃料,沒有石化燃料只靠木材是不夠的,長三角早就把樹都用光了煤又遠又難採。中國也沒有殖民地和奴隸來生產農產品,人力無法從農業裡抽出來,所以產業無法改革。就這樣。靠,因為狗屎運有煤和殖民主義?什麼東西啊? 再一次幸好有林老師的解說,把本書從2000年出版到去年成中文這段時期在史界、經濟學界跟社會學界的爭論跟作者反駁做了個整理。這篇解說非常值得一看再看。這裡我從經濟及社會學裡各提一點來講一下。 史丹佛的格雷夫(Avner Greif)認為就算十八世紀時中國與英格蘭經濟表現上相同,但商業組織制度上早有不同。歐洲發展出「既非國家、亦非血緣」的社會組織,為了解決合作問題刻意設計出來;而中國卻是依賴宗族。最大的差異是供給公共財或其它財貨時,促進合作的執行成本性質不同。宗族內部的執行成本較低,但西方的方法建立好後卻可以輕易的擴大履行對象範圍。換句話說:中國選擇了一條開始比較簡單,固定成本投入較小,但日後發展較困難的捷徑,西方則反之。這喚起中學時讀張五常經濟學文章的記憶,他預言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最後會讓整個交易成本較加。傳統中國的信用是以宗族為單位,交易或借貸因為宗族關係交易成本很低(利息都有一部份交易失敗險在內),一胎化久了之後,宗族就不見了,自然要把風險加回來,墊高了交易費用。這好像有兩相呼應。 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的趙鼎新說:「中國在十九世紀或此前或稍後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可能出現工業資本主義方面的根本性突破。」他認為西方不論是宗教、政治、封建領主、商人、城市工匠行會等各階層菁英都長期處於跟其他階層鬥爭狀態之下,沒人能長期保有穩定的權力,因此菁英的面貎,在不同地區跟時間是不同的。加上長期存在多國多地區的競爭狀態,使得制度競爭成為可接受觀念,也多次出現制度改的好處。但傳統中國儒家對統治基礎提供正當性,法家則提供如何使用權力的操作手冊。皇族加上數量龐大的官僚系統一起統治中國,換個朝代後,整件事重來一遍,唯一不變的是菁英的面貎。帝制與內向的國家權力永遠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歐洲人在政治行不通時會思考制度有什麼問題,而中國人則只能期待明君降臨。這又讓我想到之前看過一本美藉香港人秦家聰(Frank Ching)寫的《祖先 Ancestors》。 秦家聰在七十年代中國還在搞文化大革命時去了中國一徜,雖然是以私人身分出訪,但他那時是紐約時報的中國地區專家。親戚給他看秦家的族譜燃起對了解祖先過去的興趣。後來花了五年時間追尋祖先們的軌跡,寫下這本翻譯成中文也有五百頁的書。原來他們家從北宋(公元一千年)就當官了,不管如何改朝換代,他們家還是當官,當了一千年。一開始看到這本書時覺得「這有啥好看的」,就買來加減看,沒想到每個當官的故事都很有趣。而且,要是我剛幹掉上個朝代,當個太祖或高祖什麼的,總要找些老手來幹活啊,這些前朝留下來的正好用。所以中國幾千年基本上就是換湯不換藥,是個靜態的國家,不可能會有所突破。正好呼應趙鼎新的說法。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彭慕蘭硬是把文化、制度這些核心問題擺一旁而扯煤炭、殖民地?我認為他是太愛中國了,對中國已經有感情,無法面對中國文化跟制度就是比較差這種想法。做學問不能帶感情啊,必須客觀的有什麼講什麼。不然你看他的師公。喔,忘了說,他的師公就是費正清,史景遷的師傅。費正清是在美國究中國史的開山祖師,地位最高。誇張點說,整個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都是他地盤。他是當時所謂的「中國通」,給美國政府預測老毛會打贏蔣介石,建議跟中國建交,還跟尼克森一起在1972年去舔共。看過他的《費正清中國回憶錄》,看完只想找個爐子把它燒掉。 名師不一定出高徒,賤師也不一定只出賤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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