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的社會學觀點

富士康的十二跳搞得沸沸揚揚。一開始猜會有幾跳，扯到維特效應（Werther Effect）。新聞報導不是針對薪水太低就是八十後抗壓差。後來郭董連連加薪，又說有陰謀論，跟老共叫板云云。

看遍港台媒體，全都圍著經濟問題打轉，好像所有問題都是經濟問題。以前修經濟學沒遇到半個新聞系的，怎麼現在滿街記者都說得一嘴經濟了。是因為新聞裡常常搬弄些經濟名詞，聽多了大家以為很懂？還是因為經濟學在金融界使用得相當成功，百姓們都相信經濟萬能？其實大家都忽略了描述人類行為不只經濟學，還有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著眼於選擇行為，描述像富士康的這種自殺，應該要回到社會學奠基者之一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其經典「自殺論」裡的分析。硬把經濟學套在自殺上，真是貽笑大方。

涂爾幹把歐洲的自殺數字算了一遍，歸納出來，自殺跟我們一直以來的偏見，譬如說：精神失常、酗酒、貧窮、遺傳、氣候等通通沒有關係。人不會因為窮而自殺，但會因為忽然間變窮而自殺。他把自殺原因分成下面三種：

Egoistic：自我型。涂爾幹歸納出宗教、家庭與政治團體整合度愈高，自殺率愈低。現代人愈來愈相信知識、不相信上帝， 愈來愈抱單身主義，愈來愈不相信政治可以為你服務，所以自殺率高。總的來說，人跟社會團體愈疏離，愈沒有依靠，自殺率愈高。

Altruistic：利他型。相對於自我型是跟社會太疏離，利他型是社會對他的期望太高。這種自殺是指人為了社會而做出自殺的行為。日本人動不動切腹就是利他主義自殺行為最佳例子。

Anomic：脫序型。人不知如何面對動盪不安的環境時，自殺就會發生。這裡所謂的動盪不安不只經濟、政治、價值觀，甚至離婚也算在內。所以上面才會說忽然間變窮會使自殺率增加，這就解釋了為何一九九八年香港流行燒炭自殺。而窮到極點的八十年代中國自殺率並不高。

南方周末的記者混進去富士康打工，回來的報導告訴我們，其實裡面的待遇並不差，吃得好、住得好。但年青人畢業後加入富士康，工作忙到連室友都不認識。每天來回於宿舍跟工廠之間，沒家庭、沒朋友。可是人，總是需要朋友，總是需要團體來相互扶持。共產黨是由群眾運動起家，所以最怕一群人混在一起。

本來人在塵世間受苦，還可以寄託於宗教。但馬克斯一句宗教是人民鴉片，連信教都不給。在這種集體工廠裡，身體距離很近，心理距離卻很遠，這就是自我型自殺的條件。而加薪百分之六十六，只能讓員工心裡平衡一下，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沒解決，自殺還是會發生。

一年又一年，過了廿一年

這天很特別，路人多穿黑衣。連剛到步的朋友都有同感。他問：「會不會只有你們這個年紀的人會記得？年輕人應該沒感覺了吧？」我說：「有多少人今晚就知道，不用猜。」

一大早飛，累得很。一個想再訪太平山，另一個前天吃壞肚子。看得出他們倆很猶豫，最後還是敵不過好奇心，跟我去坐坐。

灣仔往銅鑼灣的電車上，下班時間塞滿人。非黑則白的衣服，大家都去同一個地方。除了兩個花枝招展要去 shopping的自由行在那吱哩呱啦外，車上安靜得嚇人。另外一對自由行，低聲問著到了沒，顯然是特地來參加的。

銅鑼灣是終點站，全部下車，跟著大伙走就是了，不怕迷路。本來以為早到了半小時，沒想到只能坐進第五個球場。開場前十分鐘，六個足球場全坐滿，要開放草地才成。後來連擠也擠不進來了，據說這天來了十五萬人。

雖然有十五萬人，開始前除了唱唱歌以外很安靜，比西洋菜街安靜多了。過了廿一年，大家心裡還是沉重。坐下來後不久，左邊來了個八十多歲要人撐扶才能坐下的老太太。她的家屬聽我說國語，以為我們從內地來，很興奮；怕我們聽不懂，一直想幫忙翻譯。謝謝他的熱心，其實我就是那個翻譯。前面又來了一群由老師帶著的學生，廿一年前，他們還沒出生吧。不知道是那一所學校，裙子很短。

在台灣，任何政治社會議題的集會，一定會有正反雙方的人到場上相互嗆聲。而這裡十五萬人，場裡場外萬眾一心，沒有任何雜音，實在難能可貴。來到這裡，才真的體會到每年燭光晚會的必要性。

我們，跟後來出生的小孩子一樣，沒有親眼現場目睹，都是從電視裡看到影像的。但那時候全香港，甚至全世界的氛圍，讓我們好像親歷其景，坦克就在我面前，我要攔著它！

而每年的燭光晚會，目的就是重新建構這個氛圍，讓年輕人能夠回到廿一年前跟我們一樣，讓他們能感同身受那時遠在北京現在遠在天國的同志們的勇氣與痛苦。要不這樣，民主女神之火如何傳承下去呢？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還要辦燭光晚會的原因。　

衷心的希望明年這天老太太可以安坐家中、年輕學生可以出去玩、燭光晚會因為平反而不用再辦。但我很清楚，中國還沒有出現有勇氣的領導人出來認錯。

買東西買膩了、吃東西吃煩了、逛街逛累了，何不在明年的這天，跟另外十五萬人一起到維園來坐坐。到時見！